常州外国语学校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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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多的农地开始转换性质时，它的“污染成本”才有人会发现并治理。就像一位农民的说法启发了我，“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
常州的官府系统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常州外国语学校会在这一周发生如此的惊动举国之事。原本学校北面的常隆、常宇、华达地块在今年2月中旬已经完成了修复，而去年12月中所盛传的刺鼻臭味都已经消失了，但如今随着学生体检报告的回收，身体异常的人数越滚越大。

连日来，常州外国语学校500在校生疑似因化工厂污染地块中毒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本来，常州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源自8家医院汇总的体检报告，称“597人中133人检查指标异常”，但4月20日，家长自发统计数据，收到的683份体检报告中，数据有异常的是561人。到底标准有何异，哪方可取信，目前来说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仍然一头雾水。常州市政府在突发事件前也陷入集体失语，我尝试联系过市环保局、教育局、规划局，都表示目前统一归口到市政府了。在新北区万达广场边上恢宏的“双子塔”政府楼下，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跟我在电话里说：“目前我们也是被调查对象，在国家调查组还没发声的情况下，我们不适合再说什么。”
教育部和环保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派驻常州。这几天，我去到的事发学校“常外”、它的上属单位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项目环评单位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都是无人坐镇状态，最高领导都去市府报道了。一座地级市，在六天来被一个学校搅得满城风雨，连气候也紊乱了，如黄梅天般一会儿骄阳炙烤，一会儿闷湿下雨。
常州外国语学校校门口
在“常外”的校门口，除了半里长的车队长龙，里边坐着的等待放学的家长，还多了各路记者，警察、协管，和来路不明的人……有的家长在簇集议论着，这几天来“探子”好多，所以不敢过于声张，而之前媒体也有报道，家长被威胁不准接受采访。多疑的乌云笼罩在崭新的学校上空，但走出来的孩子都是青春期朝气蓬勃的样子，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体检指标的异常意味着什么，因为那并不直接体现为对身体的困扰，就像一位家长告诉我“青春期发育阶段，激素不稳定也是有的，有些敏感的就不舒服；不敏感的就自己也不知道……”
那块污染场到底是不是造成体质异常的直接源头，目前也众说纷纭，校门口的“不明真相群众”都在说，600个样本里如果133个有异常，那未必是直接跟污染地块有相关性，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呢，是不是就能说明什么？再如果全校2800个学生都作为总样本，检查结果又会如何？在天花乱坠的疑虑里，他们得到的学校答复是，国家调查组会很快给结果的。
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毒地地皮的三厂原址，地下水出现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最严重样本中，氯苯超标逾9.4万倍，土壤氯苯亦超标7.8万倍，汞、铅、镉等重金属亦严重超标。
这所准精英初中搬迁到这个劣等地段来，才“偶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毕竟，与常隆化工厂，以及它的前身常州农药厂为伴了几十年的周边农民，他们早已习惯了捂着鼻子。地块东边的一处居民点上，一位原本是农民的居民这样跟我解释：“那些家长都有权势啊，如果我们来闹哪里会有作用？”去年九月，学校搬迁至此的时候，那两千多个家庭必须告别老市区，为了孩子每天在这片政府要大力开发的城市北部新区穿梭。气味不会骗人，当去年年底，该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因操作不慎而引发刺鼻气味时，敏感的家长立即拉横幅示威，并在惶恐中自发带孩子去体检。
未知的永远是最惶恐的。因为这次你不知道具体污染源以及传播方式，不像之前的农田土壤污染，我们会像关心日本水俣病一样关心农民，当城市化向污染场地靠近时，健康风险就像是埋在地底的定时炸弹。记得三年前，也是暮春，湖南“镉大米”事件沸沸扬扬，同时，江苏省地调院也“漏出”一份报告称苏锡常地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加剧，有的超标几十倍。
我曾于那时前往无锡和南京，按照报告所示的地理位置找到了那个村子，并意外碰到一位农民，他家的房顶上装上了伞状的莹白色收尘器，他的两三亩地里被洒了各种各样的修复剂，那是南大环境学院“委托”他做的实验。南大师生在那两年都会上门问他索要稻米样本，虽然这位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不知什么是镉米，更不知自己就耕作在污染土壤之上。
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
我找到南大环境学院领头土壤修复的王晓蓉教授，当时她已73岁高龄，低调并迂回地跟我谈起这个敏感话题。他们像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国土部门一样，也在实验着各种土壤修复法，并期待有天可以推广下去，挽救“苏锡常”这个重灾区。说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她提到一些技术无法覆盖的空白，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用“布点法”把土壤划分为网格而进行检测，但一块区域里真实的污染状况却存在变迁性和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给一块污染地真正科学的结论。
“原本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是按照农村环境生态效益制定的，没有引进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后者是近几年才参照美国标准建立模型的。”南京环境科学院创始人，88岁的夏家淇教授这样对我说，他是1995年第一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研究了40年土壤污染，他对我说。“我国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比较晚，很多技术标准还不成熟。”
我相信，这也是新中国后土壤研究的老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新兴现象。他们必须要重新解释，当农地变为工业、商业、居住等用途后，标准如何重立？而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又会是一个新课题。这也是为什么环保部要在2014年连续发文规定，“化工企业迁离后要对原址场地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场地使用权人等责任人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场地的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
当一个精英学校来到一片化工搬迁后的未修复之地，矛盾就一发不可收拾，问题也逐一冒出来，远远不止土壤污染那么简单，里边牵扯到的利益相关方盘根错节。你会问，为何学校远在毒场修复完毕前就开工建设？新建校址环评是怎样参考污染场地修复环评的？如何确定有毒土壤通过环境介质影响人体，还是有别的传播介质？
由于施工时所用的地下水水源受严重污染，导致学校课室、宿舍、图书馆等多处，出现丙硐、苯、甲苯、二氯甲烷等有毒化学品含量超标。
但一切技术性问题的背后是不容脱责的人为力量。比如，是谁要常外开到现址上来的？再比如，为何一个地级市的中学校址间要腾挪互换不止？据媒体所说，常外原址上将迁来常州三中，而三中原址将迁来常州实验初中，后者的校址将被用作商业开发......
从技术层面来说它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校迁址背后的利益架构恰是更潜在的驱动因素。从近些年的举国轰动的公害类事件，你都能捋出一条相差无几的逻辑线，那就是利益驱动下的城市要开发，而原本的环境潜在威胁都“来不及”去研究透彻。这件事中，一方面是环保要求还未提上日程时企业的乱排乱放；另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新区开发、城市包围农村；当中夹杂着尚未理清，或是还不成熟的环评技术要求。
当“土壤污染”慢慢体现为更多的“场地污染”案例，我们才发现这是城市“退二进三”的缩影。更多的农地开始转换性质时，它的“污染成本”才有人会发现并治理。而污染场地修复就是在“城市化扩散”的时代条件下倒逼而产生。就像一位农民的说法启发了我，“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在苏锡常这样的江苏省老化工基地，经过了与化工“相邻相亲”的蜜月，再摒弃转型的漫长历史过程，它所要承担的环境代价潜藏在几十年的新中国工业化既定轨道里，也许正慢慢向城市人逼近。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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