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语种 大世界 | 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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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语种 大世界



导言
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如果把联合国使用的6种官方语言定义为通用语种，那么，非通用语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语种，至少从数量上主宰着语言的世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小语种的世界。
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中国正在与世界广泛联通。语言，便是桥梁。小语种，更是通向世界深处的桥梁。
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
2015年10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他在致辞中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语言在认识世界、吸收人类文明和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
1关于语言和非通用语
◎语言是人类群体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明符号，是一个民族传递情感和思想、传承文明与文化的主要载体。一个人出生后牙牙学语，从母亲那里习得了第一种语言。从此，它终身伴随我们的心灵，言说生趣，笔处留迹；它益增智慧，助飞心思，倾诉人生悲欢，描写天下万千，这是我们的母语。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任意流动无穷变化的，没有疆界，无大小高低，更无贵贱之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语种”或“小语种”，“通用语”与“非通用语”，仅仅是人们在某种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简单归类。在业内人士看来，“‘非通用语种’是我国外语教学界为加强教学的组织和管理采用的一个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指那些在国际交往中使用范围不很广泛的外国语言，它的特定含义是指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阿拉伯语之外的其他所有语种。”名称一言蔽之，体现中国学者的理念，目前在国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语境中被广泛采用，约定俗成。不过其蕴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界定的相对性和存疑性，仍不时触动人们的神经，引发我们在历史、民族和文化层面的断想和审视。
◎当今世界的语言尚存6000多种，非通用语种所占的数量比例不言自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对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掌握向来重视。从新石器时代中原仰韶文化开始，华夏民族与周边特别是西域的民族就有了往来，从神话传说中可以推测其中的语言接触。西周《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驾乘八骏西巡天下，行九万里，见西王母，不可能没有语言的交流。始于公元前几个世纪并分别在陆海形成的“丝绸之路”，不仅交通了物产商贸，而且也联系了中国与亚洲广大地区乃至欧洲、非洲的众多民族。在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一批批僧徒分赴包括印度在内的西域各国学习佛教，译释经籍，为此必须通晓印度的梵语；而学习基督教教义的信徒要接触到拉丁语。这些都是古代重要的文化语言，但对中国人来说绝非“通语”。西晋高僧、佛经翻译大师竺法护（231-308）汉文造诣深厚，且遍通西域36国语言。北齐颜之推（531—约591）在《颜氏家训》中举例，一位士大夫对儿子“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用这些本领服侍公卿大夫。从这些史例我们大致可见当时民间教习汉语之外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即“非通用语”情景之一斑。
◎从唐朝繁盛到宋元畅开，从郑和时代到康乾盛世，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有着大量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东西方民族的语言，也随着通使、征战、商旅、传教、迁徙、通婚等媒介互识交融。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迫融入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浪潮，知识界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外语必不可少。1862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推动近代外语教育，但教习的语种只是英文、法文、俄文，后增加德文和日文，都属当时的列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
◎1942年，国民政府出于军事和政治需要，在昆明建立了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战后迁到南京。该校设立8个语科：印第语、缅甸语、暹罗语（泰语）、马来语、越南语、韩语、菲律宾语和阿拉伯语，学制初定2年，后改3年。
◎1946年，北京大学在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支持下，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那个年代虽然只有几位教师，但他们当中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等先生，都学贯中西，不仅是语言文字大家，而且也是在其他诸多领域为中国学术贡献卓著的一代宗师。
◎1949年，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合并到北大东语系。旧中国举办小语种教学，仅此一家。
唐湛清 捷克语专业 1959年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任科员
图为唐湛清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2新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建设发展
◎我国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真正起步还是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朝鲜、蒙古、越南等亚洲国家，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首先需要语言人才。周恩来总理在不同场合同东欧国家领导人商谈互派留学生，学习语言文字，以增进了解，加强合作。1950年9月，新中国向波、捷、匈、罗、保5国各派5名留学生，专攻语言文字和历史，拉开了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序幕，也为国内后来开展相关语言的教学培养了第一批师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高度重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外交的主要盟友，直接影响到国内外语教育的取向。经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北大东语系的语种增至10个，集中了我国的东方语言教学。1954年，波兰语和捷克语两个专业在北大建立，隶属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5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设立罗马尼亚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设了朝鲜语、越南语和意大利语。1959年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包括了波斯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等。在军队系统，除早期的英、俄、日语干部培养工作外，从1952年开始增加朝鲜语等亚洲国家的非通用语种专业。国家在派遣留学生方面，除苏联和东欧国家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将范围陆续扩大到亚非拉民族国家和西方非英语国家。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我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多语种外事翻译的培养十分迫切。1962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了外交部《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设置计划的报告》，其中提出逐步开设新语种，每年增加5种左右，10年到20年内争取将世界上的主要语种都开办起来，外语数量达到74种。1964年，高教部等部门联合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对于充实加强外语院校建设、扩大语种和教学规模、派遣包括非通用语种在内的外语留学生等工作都作了明确规划。
◎这一时期，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得到壮大发展。1961年，北外建立亚非语系，招收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柬埔寨语、僧伽罗语和老挝语5个专业的学生。到1965年，该系扩增到11个语种。北外还新增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等。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和军队院校也增设了一批非通用语专业。根据教育部1966年3月的统计，全国外语院校当时开设41种外语，其中34种为非通用语。
◎1966年“文革”开始，十年浩劫使文化和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其间国内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留学生的派遣虽未完全中断，但整体上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很大。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校从事非通用语工作的老中青几代教师，不畏艰辛，在教学育人、教材和辞书编写、文化翻译、学术研究、国际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然，非通用语种作为一个非常边缘的学科行业，在市场经济主导、价值选择多元、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时代，其生存和发展也遭遇了许多困境和艰难。
◎1987年，中国亚非语教学研究会成立，1998年更名为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199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组成立。这2个全国性的行业平台，在团结全国非通用语界走出困境、创新发展、追求卓越方面始终发挥着核心和引领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僧伽罗语专业郑于中教授（左二）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
3当下非通用语教育面临的机遇
◎进入21世纪以后，通过教育部2001年设立“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2007年设立“特色专业建设点”等扶持计划，我国高校的外语非通用语专业教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从专业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社会服务，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5年，我国高校开设的非通用语种数量已达到70种，教学点近350个，学生2.9万人。培养层次从最初的本科，逐渐发展到硕士和博士，在北大、洛外等学校还建有博士后流动站。教师队伍不断加强，教学科研硕果累累，其中洛外和广西民族大学在2005年还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当前，我国高校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化。
首先，国家对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极为关注，在政策层面给予特殊支持。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对外交往与合作日益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迫切需要掌握当地语言、熟悉国情和文化的专门人才。因此，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应用性、复合型非通用语种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2014年底召开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各种非通用语种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教育部新近推出的有关举措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需求导向和政策倾斜。
其次，地方政府加大对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投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陕西、河北、黑龙江、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的教育部门，在配合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同时，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多种方式鼓励支持当地高校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
再次，随着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非通用语种专业自身的教学科研实力显著增长。国际化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多语种、复合型、中外联合培养、本硕博连读等模式，使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具有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好的条件。
最后，学生选择非通用语种专业更趋理性，在校学习更加自主多样，就业和成才渠道也越来越宽。今天的学生不再把学习外语作为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他们希望掌握不仅一种而是多种外语，他们更愿意将外语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专业复合；他们更希望进入世界名校，拥有更强更好的教育背景；他们的择业也不像过去一味追求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自主创业同样精彩，“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唱出的正是年轻一代的心声。
时延春 1965年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毕业图为时延春为邓小平担任翻译
4非通用语种人才和明天的世界
◎放眼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发生着巨大改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在全球竞争中，语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我国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也将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高质量、多元化的快速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至少会看到四个方面的突出变化。
教学语种数量大幅增长，国家语言能力得到提升。根据有关规划，到2017年，我国高校开设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数量将达到94种，实现对所有已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国家的财政支持、高校的专业布点、招生的人数规模、相关的留学政策等，都将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学生语言能力普遍加强，专业复合范围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学生不仅掌握英语和一种非通用语，而且开始接触其他语言。各学校实践多年的“复语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将进一步丰富学科专业的复合内涵。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语言应用能力得到提高，高级翻译人才匮乏的情况有所改观。
质量标准体系发挥作用，学术研究促进人才培养。随着《高等学校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各校会更加重视专业教学的正规化建设。师资队伍水平的不断提升，会形成一批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向课堂转化，使教学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更新。
非通用语教学走向世界，为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国际联合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的渠道会不断拓宽，包括学位联授、学术交流合作等。在全球化对大量民族语言造成冲击，使越来越多的族群语言濒危的今天，中国的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无疑是对保护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化的贡献，是尊重不同文化、沟通不同民族、维护世界和平、承传人类文明的最好体现。因此，也会赢得世界各国的赞赏和支持。



结语
庄子有言：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外语“非通用语”当下和未来的使命恰同此理。虽然它们各自的使用范围有限，然而在通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却是一把把必备的钥匙，随时可以为我们打开与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之门、信任之门、合作之门。
原载于《神州学人》2016年第1期 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丁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新闻中心 安然